听到王旭烽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以为是男性。事实恰恰相反，因为长期生活在浙江杭州，她具有江南女子所特有的柔美。因此，她喜欢一切女红，绣花，打毛衣，画画，弹琴，养花修园。王旭烽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喜欢写诗，耳濡目染下她很早就爱上了文学。她既是文化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多重身份让她特别忙，业余生活就只剩下一件事：喝茶。茶是杭州的文化符号之一，她的代表作《茶人三部曲》就是写茶的，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一起，摘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当时被誉为“一匹黑马”。
王旭烽最新的著作是《杭州传》，以迎接９月份在杭州召开的亚运会，目前正在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将成为献给世界的杭州的人文精神导游手册。王旭烽在解读杭州精神的时候表示：“没有人的努力，杭州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杭州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培育出来的精神花朵，今天的人间天堂也是世代先民的‘人造天堂’。”
1 我一直生活在江南杭州，对遥远的老家印象不深，但某种壮怀激烈的情感表达还是继承了下来。
(资料图)
青年报：王老师好，我百度了一下，看到你还有两个别名“肖扬”“旭峰”，这是你曾经给自己起过的笔名吗？
王旭烽：关于笔名，我开始使用“肖扬”，因为是“小羊”的谐音，我属羊，那时又年轻，算是头小羊。至于“旭峰”，完全是编辑的笔误。许多出版编辑都会把“旭烽”写成“旭峰”，他们想当然地理解为太阳从山头升起。实际上我的名字是我父亲取的，为了纪念他的战场经历，父亲是抗战老军人，和平年代也常常梦见满天烽火，他一生戎马生涯，我也在部队大院长大，成家时从一个部队大院嫁往另一个大院，所以我很重视这个“烽”字。
青年报：我开始看到你的名字，还以为是个男的呢。你能谈谈你的名字的来历，以及名字对人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旭烽：名字对我显然是有暗示作用的，因为太多的人以为我是男性。记得有一次开全国作家会议，把我和一个炮兵中校安排在一个房间。后来我在《钟山》杂志发表一个中篇，干脆取了个笔名“蓝妹妹”，只用过一次。苏童来杭州讲课，见到我问：你是蓝妹妹啊？我以后没有再用过这个笔名，总感觉属于矫枉过正了。后来获茅奖时，接受电话采访，还有记者很吃惊地发现我是女的。
虽然一直感觉我的名字不太适合作为作品的署名，但我后来一直用真名。十个太阳把天空烧得通红，终于一个个被后羿射下来了，只留下一个，这悲剧式的壮美还是很让我认可的。
青年报：你祖籍江苏徐州，出生在浙江平湖，你的故乡到底在哪里？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
王旭烽：我父亲是徐州铜山人，那里有个煤矿，作家周梅森就曾经在那个贾汪煤矿当矿工，所以我们互称“血亲”。我父亲的故乡叫“土盆”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贫痟的小村庄。那里原属鲁南，枣庄和微山湖就在那一带。我父亲参加抗战时和铁道游击队的人还挺熟。一唱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我就能想象出如诗如画的景象。其实真实的老家当年还是非常贫困的，我一直生活在江南杭州，对遥远的老家印象不深，但某种壮怀激烈的情感表达还是继承下来了。
我母亲是宁波奉化人。1949年春暮解放军打到浙江，母亲就参军了。虽然母亲一族中有不少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但宁波也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历史上英雄豪杰能工巧匠大实业家比比皆是，我母系家族亦占着一点。何况父亲一家是赤贫的，父亲又在部队，两下里一中和，我们下一代过得还行。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母系家族的亲戚们开始了“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的奋斗。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大开大阖。宁波离杭州又近，我从小是外婆养大的，受甬上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我本人出生在杭嘉湖平原的平湖市。那里紧靠上海，有着浙江省最低的海平线，只有一米。其实我对那里的生活毫无记忆，因为我只是生在平湖，两岁就到产白菊花的桐乡去了，然后就到了杭州。很长时间平湖对我只是一个有黄瓤平湖西瓜的地方。大学我修的地方史，方知平湖金丝娘桥是日本人当年侵略浙江省的第一站。再后来我终于和平湖接上关系了。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杭嘉湖平原，为什么我的文风会不自觉地偏着浙北吴文化，而不是浙东的越文化。李叔同母亲是平湖人，李叔同称自己是“当湖息霜”，平湖有李叔同博物馆。
青年报：比如老屋、街道、亲人，你的故乡目前还有哪些令你念念不忘的人和事？
王旭烽：我感觉我和平湖的最神奇契合，就是当年拍电视剧《南方有嘉木》，剧组把杭家大院场景放在平湖的“莫氏庄园”。很多年后我陪母亲重游旧地，才知道我家当年就住莫氏庄园，我就是那时候在平湖医院里生的。那时平湖的太阳刚刚旭日东升，所以才有了我名字当中的“旭”。
我后来还随着父亲部队工作的调动，在杭州的富春江畔来回搬迁，主要是郁达夫的故里富阳，叶浅予的故里桐庐。吴越国主钱镠的故里临安。富阳文化对我影响相当深，盖因我的小学生涯几乎全部在富阳度过。我的同学中有郁达夫的孙辈，郁达夫中学校长就是我家亲姨夫。富春江属于我的母亲河，我对江南诗情画意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这里。
当然，对我的文化生活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西湖文化。她的人文与自然高度的契合、所产生的黄金比例般的审美对象，是我永远的乡愁。
青年报：其实，你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毕业后，便一直生活工作在杭州，至今已经40多年了，你有没有向往过其他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在北京的叫北漂，在上海的叫沪漂。你生活稳定，功成名就，有没有“漂”的感觉？
王旭烽：随着我先生工作调往北京，我和女儿户口也一并迁往北京。迁走前夜，我是真心流泪不止，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杭州。以杭州为轴心行走四方足够了。我没有漂的感觉，一是我基本长驻杭州，二是即便到了别处，我心里还是有个杭州的文化坐标，以此对当地文化进行对比，吸收或抗拒。
青年报：你从杭州第十四中学毕业，当过该校的音乐教师，后来又去了福利工厂性质的长征无线电元件厂工作，在那里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省总工会、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省文联和浙江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直到2006年正式加盟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做了一名茶文化专职教授。这些人生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旭烽：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的稻粱谋是音乐和历史，但我最后从事的职业是专业作家和茶文化教授。我的正宗文化技艺成了业余，我的业余爱好成了我的正业。命运有它自己的钟声。
青年报：你喜欢上文学或者说文学审美是怎么起源的？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的文学作品吗？最近一次发表的作品又是什么？
王旭烽：我最早喜欢的是音乐和美术。我家的保姆是剡中新昌人，她唱越剧，只会两句，用毛笔写在墙上：“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姻缘分不开”。从此我爱上音乐。她用剪刀剪出鞋面样，描上花草，晒在院中，我问她这是什么，她告诉我这是鞋头的花样，从此我爱上了美术。我父亲虽为军人，但喜欢写诗，有一次他念了一首，是歌唱插秧机的：咔嚓咔嚓，是谁家的姑娘，一大早就起来，就纺布织纱……从此我就爱上了文学。
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1980年在大学二年级时写的话剧《承认不承认》，发在《文化娱乐》上。我也是这部戏的主角，后来获得首届浙江省大学生演出奖和创作奖双奖。所以我最早的文学热爱是从舞台开始的。
我最新出版的书，应该是《杭州传》吧，目前正在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以迎接在杭州召开的亚运会。
2 没有人的努力，杭州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今天的人间天堂也是世代先民的“人造天堂”。
青年报：我们就先聊聊你最新推出的《杭州传》吧。你第一次到杭州的经历是什么？你最近一天在杭州的经历又是什么？你感觉有哪些变化的和不变的地方？
王旭烽：我真正对杭州有记忆，是我小学一年级，就读高银巷小学。因为比别的同学年龄小一至两岁，所以成绩一塌糊涂。父亲带我去开家长会，成绩单上全是二分和三分。父亲问我成绩这么差怎么办呢？我无知者无畏，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同桌女孩子，因为长得一头虱子，头皮洗得血淋淋。我很快就传染上了，妈妈只好用汽油给我天天去虱，我每天顶着个汽油头去上学，老师讲什么一句听不懂。
我最近一次的杭州经历，是在高银巷小学旁的南宋皇宫德寿宫里，当《我与博物馆的故事》的评委。
青年报：你是怎么理解杭州被誉为“人间天堂”这句话的？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江南特有的自然美，你在《杭州传》的书写过程中，对这片土地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是什么？
王旭烽：我越来越发现，人文的力量在杭州城市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杭州举世闻名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都与人文关联密切——良渚遗址的精美玉器出自远古匠人之手，西湖和大运河则均是人工开凿疏浚的产物。杭州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样本，它从前只是一个潟湖，和海连着，因为大潮洪水之故，本来并不适宜人居住，从汉代开始直到今天的治水精神，构成了杭州从官到民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人的努力，杭州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杭州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培育出来的精神花朵，今天的人间天堂也是世代先民的“人造天堂”。
青年报：我个人认为，杭州的精神气质里，除了柔中带刚的一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特有的文化形成的，比如说《白蛇传》这样的民间故事。《杭州传》被定位为“人文传记”，你觉得杭州文化和世俗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旭烽：杭州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永嘉南渡和泥马过江，两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带来了族群、民俗、制度和文化上的巨大融合。所以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苏州与杭州的文化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的。苏州的吴文化特质很鲜明，杭州的越文化却并不是一枝独秀的，哪怕方言，杭州也非吴越语系，而是由北方开封语系和江南吴越语系交错而成的特殊语种。杭州，借一百多年的南宋国都气象，集中了全中国的优秀文化，杂交一起，形成全中国文化的精粹，今人称之为宋韵文化，我把它理解为“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这当然不仅仅是吃喝玩乐，也是美好雅致生活的终极追求。
我从小多数在杭州居住，家门正对是南宋大理寺，左侧是岳飞故居，右侧是陆游写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孩儿巷。可以说，这种人文传承早已深入到杭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今天我们沿着西湖行走，每走一步都踩在人文历史上。苏堤、白堤、岳王庙、于谦祠……世人对杭州、对西湖经久不衰的热爱，显然不仅仅是湖光山色，或许更是文化上的一种回归。
青年报：杭州除了文化之外，最重要的符号是“茶”，我们接着就谈谈你的《茶人三部曲》。《茶人三部曲》包括《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内容以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展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茶人的品质。我们想问的是，作品有没有故事基础，或者说是人物原型？你在之中有没有一个角色？
王旭烽：我曾经有一个文学梦想，完成一个纸上的杭州。作为一个茶庄，忘忧茶庄应该说是有一点原型的，那就是杭州清河坊的翁隆盛茶庄，它历史悠久，声名远扬，是龙井茶的国际平台。但作为每个人物，并不是按照哪个生活中的人做原型，这需要创作，也需要提升。我个人的许多观点都溶合在作品中了，有些细节也有我个人生活的印记。但我依旧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的翻版。这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茶世界，虽然亦是一部史诗式的现实主义作品。
青年报：你结合一下《茶人三部曲》的故事解读一下，茶人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茶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如今是一个浮躁和快餐流行的社会，这对优雅缓慢的茶文化有什么冲击吗？
王旭烽：茶人精神的核心，也就是茶文化的精髓，陆羽一千多年前在《茶经》中说过了，四个字：精行俭德。总体来说，他是对人类无控制的欲望的坚定的文化节制。它是一种守成主义精神，主张改良，不主张革命，是和平建设时代特别可以依靠的文化精神。
青年报：你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运用了二十年时间，凭着《茶人三部曲》，和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一起，摘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当时评论家点评时说，“《茶人三部曲》前两部，显示了作者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这里所说的“史识”是指什么？“腕力”又是指什么？
王旭烽：关于史识，大概是因为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学科背景，对中国茶文化历史有过基本梳理，后来又参与筹建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因此在知识层面上不算是外行；另外，对这些史料史实还需要有一个准确认识的角度，要有见识，能评判，辨真伪。才，学，识，少一样也不行。只有才情，只有学问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对世界的理性识别和感性觉悟。腕力大概是指架构大作品时的能力吧。但无论史识还是腕力，我都是远远不够的。
青年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你被称为“黑马”，据说你不认为自己是“黑马”。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回过头来是怎么看待的？那一届的参评年限里，还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被认为有遗珠之憾。你怎么评价其他作品？你分析一下，自己突破重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王旭烽：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同时代中，我写作的坐标从来就是自己。我也不知道那一届还有那么多遗珠，我觉得他们都写得很好，只是亮点不一。有的在语感，有的在人物，有的在故事，有的在思想，有的在视野，有的在结构。而我则是因为很晚才知道自己会参加那届的评奖，我先前以为要三部曲写完才可申报，没想到出版社和作协两部就报了。所以我是在几乎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得知获奖的，整个状态都有点蒙。我没有经历突破重围的那段精神历程，而且我从一开始写作茶人时就没有这个预设目标。总之我认为幸运成分还是很大的，自己头脑要清醒。
青年报：《茶人三部曲》后，时隔22年你于2022年初，推出了“茶人”第四部曲——《望江南》。同样是写“茶人”，同样写的是杭氏家族，人物和故事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和前三部相比，有哪些不同，有没有什么超越？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是留下历史空白的，比如第二部《不夜之侯》和第三部《筑草为城》之中，就留下了一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时空。当年曾经也想写，但不具备史识和腕力，只得放下先写后面的历史。二十年以后，我觉得我基本想明白了，所以才开始写，其实它是插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所以现在它是第三卷，原来的第三卷，现在成了第四卷了。
3 我喜欢一切女红，绣花，打毛衣，烧菜烧饭。但我没有时间，所以只剩下一件：喝茶。
青年报：你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茶与人类和平，茶与社会和谐，茶与人性自我之间，构成了深刻的本质关系。茶似乎是一个日常化、生活化的消遣行为，离人类和平、社会和谐似乎挺远的，你能解读一下这句话吗？
王旭烽：这牵涉到我们对生活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基本认定上。在我的认知中，只有人的生活才使人具备意义，所以生活之外是无意义的。而我们的生活，恰恰包括在人类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之中。儒家的茶与礼，体现秩序；道家的茶与药，体现生命的第一性；释家的茶与禅，体现逻辑学之外的另一种东方人直觉方式“开悟”。它们都以茶为道，故具备了最高层面的哲学认识，饮之时义远矣哉。
青年报：有很多现实主义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文学价值有可能随之消退。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现在的读者对于当年的农村生活已经十分陌生，但是依然能够引起共鸣。你能否说说，文学作品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指的是什么？
王旭烽：好作品我个人认为应该具备这样四个基本元素：作者在所属的时空中表达生活的丰富性程度，作者就此所述生活而传递的精神深度与洞察锐度，作者在文本建构时所具备的创新与独特程度，作者对表达生活的情感深广程度。
我几乎认为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是，只是，为当代之外的其他时代而写的；但伟大的作品就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潜质。人类恒常的本质在任何时代里都是活跃的。
青年报：获得茅盾文学奖以来，你又写了很多书，最近几年更是大爆发，据说有六七本著作面世，入选了几个好书榜。请问你持续的创作动力是什么？如果让你挑一部留给一百年后的读者，你会选择哪一部？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经典，你觉得成为经典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王旭烽：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正处在不停地写作过程中，我还来不及思考哪一部作品可以传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深陷在当代中不可自拔，腾不出思想来眺望未来。
青年报：你觉得自己关于茶的作品有没有国际性？或者说，你的作品在国外的情况如何？结合自己的作品翻译情况，谈谈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相比，我们的优势与劣势都有哪些？
王旭烽：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喝茶，一百多个国家与茶有关，65个国家种茶，外国人迷恋茶的国家很多，只不过不少国家是把茶作为饮食的一部分进行的，比如俄罗斯、英国，中亚和东南亚，他们往往把茶作为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日三顿饭的一部分。至于藏、蒙等民族，一日无茶，身体就会受很大影响。就饮料而言，全世界没有什么比茶更被人类广泛接受了。
至于我的有关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韩语、吉尔吉斯语、罗马尼亚语、日语、世界语、蒙语等大约十几种语种，我想还是有人喜欢茶的。但在茶的所有方面，我们都需要与时俱进。
青年报：现在文学特别不景气，改编成了影视剧的话，可以大大增加传播力和影响力。你的作品改编情况如何？据说，你最近在外地参与拍摄，你和我们提前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王旭烽：我只能说作品是被众多影视公司看中的，有的也已经进行，比如《茶人三部曲》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了。但我对此始终忧心忡忡，我怕拍出来的东西对不起茶与茶人。
青年报：现在大多数作家现在都是用普通话写作，但是普通话写作似乎少了点韵味，尤其对于吴言侬语的江南来说。你结合自己的实践，说说地方语言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
王旭烽：方言绝对是重要的叙述言语之一，是白话文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但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北京话语系作为我们的普通话基础，那么我们在运用方言时，就必须与时俱进，寻找到那些无论在节奏上、表达上和授意上都能够使人明白的书面传递。比如我在写作中要描述一对坏人狼狈为奸，用杭州方言俚语就是：“蟑螂灶鳖鸡，一对好夫妻。”又比如把房间搞得一团糟时，杭州人的方言是“一世八界”。不用解释我们就能够从书面语言中体会它的全部。
青年报：这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的环境和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位“50后”作家，你是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你觉得纯文学有没有可能被网络文学所取代？
王旭烽：网络文学我觉得最大功劳是能够创造一批新语词，所以在词语组合创新上，它们生机勃勃。其余的我就不评价了。因为我不看网络文学作品，如果发在手机上的那些活报剧一样的段子也算是网络文学的话，我觉得有些作品真是写得棒极了。
青年报：回过头来看，在写作道路上，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幕后故事，或者说有没有特别欣慰和遗憾的事情，可以和年轻的作家分享一下吗？
王旭烽：文学是一个“大坑”，一旦掉入，很难爬出，说不定就“死”在坑里。除非你视入坑而死，为幸福，为天命，为终极，否则入坑前请务必三思。
青年报：你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王旭烽：我喜欢一切女红，绣花，打毛衣，烧菜烧饭，画画，弹琴，养花修园。但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只剩下一件：喝茶。
受访者简介：
王旭烽，一级作家，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茶文化学术带头人，茶学与茶文化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1980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迄今共发表约1000万字作品，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戏曲、话剧、随笔、纪实。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望江南》《斜阳温柔》《绿衣人》《飘羽之重》等。王旭烽还是江南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学者，出版有散文随笔、人文传记《香草爱情》《英雄美人》《绝色杭州》《书乡乌镇》《西湖新梦寻：杭州》《浙江文史记忆·省卷》《杭州传》《走读西湖》等。另有长篇报告文学《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家国书》、大型新编历史越剧《藏书之家》、昆曲《红楼梦》等。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四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近四十年来，她同时还着力于中国茶文化的学术理论和中华茶文化教学框架建构，身为学术带头人，以她为核心成员建立了国内外目前唯一的一所本、硕、博茶文化学院，并主导参与筹建了茶文化交叉学科和茶非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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