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侦探小说通常以城市为背景，它们描绘了城市的气质、文化和犯罪活动。侦探小说是现代城市的产物，城市为侦探小说提供了诞生的两个必要条件——环境与读者。城市既是人工的，也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19世纪末英国工业化带来的大都市快速成长，在科学理性思想与反映现代都市变迁这两个问题层面上，为侦探小说打造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侦探小说融合了现代文化的两面性——极致的理性化和随之而生的情感压抑。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重大事件后，现代社会的问题逐渐浮现，侦探小说也从展现理性秩序，转为聚集对人性、心理的探求，其关注的重点也从谜团转向犯罪以及社会体制问题。侦探小说这一个多世纪的演化，融合了都市文明、文化意识、历史意义，呈现出一幅幅丰富而浪漫的现代都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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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某些经典侦探作品因为其脍炙人口的情节和人物，既成为了阅读的典范，也可以被视为某种社会秩序和文化氛围的表达。这些作品以特有的美学形式展示着城市与世界，为描述社会变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媒介。
一、理性的美学
尽管经典的侦探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各有侧重，然而这些作品都具有共同的、一以贯之的烙印，也因此产生了共通的理念。德国批评家克拉考尔在评论集《侦探小说》中，将这一特色概括为“文明社会的全盘理性化”，侦探小说将这一理念风格化地体现在审美的折射之中，借此反映社会的一种状态——“无所局限的智性已经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克拉考尔的这一论断并不突兀，现代侦探文学的鼻祖爱伦坡在《毛格街血案》、《金甲虫》、《失窃的信》等作品中奠定了侦探角色的理性，分析归纳法的侦探叙事程序，以及密室杀人、密码、侦探即凶手等重要的情节类型。但爱伦坡表示，其最初的创作宗旨是希望能写出如他的诗作一般，符合数学公式的小说，因此当时他称呼自己的创作是“逻辑推论的小说”（taleofratiocination）。爱伦坡有意识地承接了当时的科学理性风潮，将魔法般的谜团与理性的解谜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侦探小说中迷人而矛盾的经典气质，而现代都市正是呈现这一魅力的最佳舞台。
《毛格街血案》书封
纵观一些经典的侦探小说作品，其背景大多设置在高度文明化的都市，主角在这种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利用现代文明的各种工具破案缉凶，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侦探形象自然莫过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伦敦贝克街221B的一灯长明，遥远如大洋彼岸，幽深如乡间山谷，无不在其普照之下。作者多次借福尔摩斯之眼审视那个蓬勃发展又泥沙俱下的都市：
“我们坐地铁到奥尔德斯门，走几步到了科伯格广场，上午听说的奇事就发生在这儿。广场不大，破旧不堪，强撑着过去的一点繁华，四面各有一排昏暗的两层砖房。中央地带是一小块草坪，用栅栏围起来，里面长满杂草，还有几株枯黄的月桂，在烟雾弥漫的恶劣环境中顽强地生长着……我们绕过街角，从僻静的科伯格广场转到另一条路上，好像从画卷的背面走到了正面，眼前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这条路是伦敦的主动脉之一，从市区向西面和北面延伸。进城、出城的生意人像两股洪流堵住车道，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片来去匆匆的行人，路边一排精致的商店和豪华的商业楼。相比之下，刚才去的广场简直是一潭死水，没想到相邻的两个地方竟有这么大差别。
‘我瞧瞧。’福尔摩斯站在街角，沿街面看过去，‘这一带的房子都熟悉，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深入了解伦敦每个角落。莫蒂默烟草店、报亭、城市和郊区银行科伯格分行、素食餐厅、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再过去是另一个街区。行了，医生，工作到此结束，休闲时间到。来份三明治加咖啡，然后直奔小提琴世界，那儿只有美妙、优雅、动听的音乐，没有红头发的委托人拿难题打搅我们。”（《红发会》）
在他的冒险历程之中，福尔摩斯甚至成为了伦敦这一城市的化身，我们可以看到福尔摩斯和华生乘坐火车穿行于城镇，不时搭乘邮轮跨越大洋，有时甚至不必自己事必躬亲，借助现代的邮政系统一样可以伸张正义：“福尔摩斯从橱柜拿出一个橘子，掰成几瓣，挤出核，放在桌上。他挑了五颗橘子核塞进信封，封口内侧写上‘S.H.代J.O.’，然后封上口，写上地址和收信人‘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港口，‘孤星号’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船一进港，这封信就在那儿等着他，’他忍不住笑出声，‘保准让他睡不着。这封信就是他的死亡警告，跟奥彭肖一家收到的一样。’”从福尔摩斯的智慧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启蒙主义理性之光洞烛幽微的体现，也可以看到现代文明进程中城市化的轨迹。
另一方面，正如克拉考尔所说，侦探小说对于现代文明的理性特征进行了一种风格化的审美折射：“它们感兴趣的不是逼真地再现那被称为文明的实在，而是直接指向这实在的理性特征：它们向文明物事执起一面变形镜，让人看清其中呈现的图像足叫人惊惧”。现代都市的光怪陆离与侦探小说严谨精密的结构刚好形成了对照，读者沉溺在如同智力游戏一般精致的推理情节之中，作者将一个个人物视为道具的笔法，与现代都市的冷漠疏离亦是若合符节。福尔摩斯眼中如同地狱一般的贫民窟以及他自己不得不靠注射古柯碱获得刺激的情节，如同预言一般，折射出工业文明的张扬扭曲，以及伴随工具理性而来的虚无感。
二、都市的传奇
巴黎、伦敦、东京、纽约，各种各样的城市型犯罪为侦探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阅读侦探小说，同样是阅读一个又一个现代城市的过程，书写这些都市传奇的侦探小说也由此昭示了生存于其间的现代人的普遍生活与命运。著名的英国散文家与侦探小说家切斯特顿（GilbertChesterton）曾在《为侦探小说辩护》一文中特别提到，侦探小说是最早，也是唯一能传达现代生活中“诗意”感受的文学形式，这些诗意往往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每一块砖瓦之中。侦探小说作为都市传奇而兴起，因为城市较之自然，充斥着更多神秘的符号与秘密的意义，这些秘密只有作者知晓，而读者一无所知，因而在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读者感受城市的心态和方式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
切斯特顿写道：“严格来说，城市比乡村更富于诗意，因为大自然是一团不自觉力量的混乱状态，而城市则是一团自觉力量的混乱状态。花朵的冠毛或地衣的样式可能是意味深长的象征，也可能不是。可是街道上的每块石头、墙上的每块砖莫不是别有用意的象征。”
《看不见的城市》书封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更是踵事增华、妙笔生花地为切斯特顿这段话注解：
“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如何披红结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如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如何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如何坐在码头上一面补网，一面重复着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时就被遗弃在码头上。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有段犀利的评论，大意是我们现代的文学和现代社会一样，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感情和立场，小说陷入了混乱和分裂，而侦探小说则是应现代社会的思潮而生，代表着秩序，命运和人的责任。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人类进入了新的生活形态，都市的多维度空间与暗角成了人们隐藏形迹最好的舞台，因此个体需要能够被辨识，被法律与警务系统编码，如此一来，个体才能被管束在治安体系之中。然而犯罪者的任务便是要找到缺口，好藏匿在大都市光与影的暧昧地带，因此福尔摩斯所在的贝克街的灯光犹如希望与理性的灯塔，照亮苏格兰场无法支配与掌控的都市地理。街道是都市记忆人们的肌理，侦探在其中漫游捡拾记忆的骸骨，从尸体出发而最终抵达真相的肉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侦探们漫步于城市迷宫的行为提示了我们，较之亘古有之的人性激情与欲望，文明和秩序实质上反而是种脆弱的幻象。
侦探们充满想象地注视着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体察各位隐微的经验痕迹，这不仅是古典英雄史诗的回响，更是提醒着我们，心灵的探寻比起肉体的冒险更加刺激和勇敢，侦探小说努力提醒人们记住，文明本身就是最奇特的传奇。那些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和监控窃听告诉读者，侦探是在和一个幽暗混沌的世界作战，罪犯不过是世界变动不居的象征，侦探反而才是保有原始诗意的人物，他们串联起一个个看似并无规律的线索，如同将一个个并无联系的字眼联缀成诗，他们才是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同时，侦探小说发源于理性、科学和法律等现代文明的基石，但又无时无刻不敲响警钟：这些精密细致的文化，才是文明最为幽暗、大胆和浪漫的谋划和梦想。
三、真相与梦境
约瑟芬·铁伊的名作《时间的女儿》得名于一句英国古谚：“真相是时间的女儿（Thetruthisthedaughteroftime）。”在所有文学类型中，侦探小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同时关注真相与时间的叙事文类。所有对于犯罪的侦探，无一不是建立在清楚的时间关系上，如果侦探没有重建犯罪相关的时间秩序，那么真相便无法浮现。因此侦探小说中俯拾可见的时间景观，犹如进入历史的通道，只要创作者愿意，随时可以叩问那些被锁在时间彼端的秘密。
《时间的女儿》书封
福尔摩斯在自己的结局一案中，曾对华生说：“由于我的存在，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最后一案》），这一措辞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著名的论述：“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来净化情感。”亚里士多德最为激赏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也被广大推理爱好者戏称为世界第一部侦探小说。俄狄浦斯足智多谋，是一个英雄人物，但终究逃不过命运的追索。在命运面前，个人的才智、选择似乎都微不足道。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确实和古典悲剧有类同之处，自爱伦坡以来，其基本公式便依循着“案件发生→侦探登场→侦查线索→真相大白”的程序。侦探小说必然由一个难解的“谜团”开始，最后以清晰明白的“真相”告终，这不仅是侦探小说的核心精神，更是支撑着侦探小说文体秩序的重要关键。对读者来说，侦探小说的结局有一种净化作用，给予心理上的满足感，因为侦探小说提供了善与恶的伦理选择，而这个选择，连结上西方基督教伦理中的罪与罚、告解与救赎等重要问题。侦探叙事凭借其在文体及美学上对于“真相”的执着，所具有的高度魅力与可能性，让小说家尽情探究人性、社会、历史的各式“真相”，因此成为书写者跃跃欲试的“容器”，而城市的环境正是隐匿种种秘密的完美迷宫。
卡尔维诺对于想象城市的一段描写道出了侦探小说中的城市美学：“它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地点。我将重复一下我向你描绘这个城市的理由：从可想象的城市的数量来看，我们必须排除一些因素，如没有连接线就组装在一起的因素、某个内在原则、某个视角、某种话语。就城市来说，它就像是梦：凡是可以想象的东西都可以入梦，但甚至最出乎意料的梦也是一个画谜，它隐藏一个欲望，或相反，隐藏一种恐惧。城市与梦一样，是由欲望和恐惧构成的，即便其话语线索是秘密的，它们的规则是荒唐的，它们的视角是欺骗性的，每一物都在掩盖着另一物。”侦探小说的主角们的智慧与光怪陆离的罪行如同白昼与黑夜的交织，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城市环境因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
《八百万种死法》书封
在现代侦探文学作品中，城市是隐藏欲望和恐惧的机制，如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纽约，八百万人意味着《八百万种死法》。换言之，城市是被具体化的欲望和恐惧，但却如梦一般，以欺骗性的、伪装的、错位的形式出现。当然，梦是幻觉，而城市是真实的，但城市也是意识精神的产物。现代城市的设计是高度功能化和理性化的，站在人潮涌动的都市街头足能使任何人从昏昏欲睡中醒来。然而，另一方面，如本雅明所指出的，现代人对城市生活中的他人和生死无动于衷，对城市带来的种种荒唐和罪行漠不关心。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中充斥着不正义和不平等，但现代个体却漠然处之。被文明压抑的梦境在城市人身上完成了复仇，因为人们一旦习惯了冷漠，他们的欲望和恐惧就变成了秘密话语，其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掩盖着另一个事物。尽管可以表达愿望，但现代人却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现代世界成了一个永不完结的梦境的循环，其中的人物无一能够实现诺言。
侦探文学尤其生动地刻画了城市疏离和冷漠的环境，而侦探对于正义和真相的探求也超越了对于具体案件的解决，上升到对于某些理念的追寻，小说中的城市成了卢卡奇《小说理论》中所书写的“第二自然”，与古典史诗中的“第一自然”相对：“第二自然不像第一自然那样是无声的、彰显的和无感知的；它是僵化了的、变得陌生的、不再能唤醒内心活动的感觉综合体；它是腐朽了的内心活动的一个陈尸所，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只有通过心灵再次苏醒的形而上行动才能唤醒它”。侦探小说充分表现了其对于现代感觉结构的敏锐，除了都市景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现，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无机质暴力外，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了现代人主体的散逸，对于存在的不安，期待永恒的某种终极价值的救赎；然而现代人却又不相信它真的存在，因此所有人都感到极度孤独。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为何与古典作品中神智清明、目光如炬的福尔摩斯与波洛不同，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马洛、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斯卡德，都是玩世不恭、与世浮沉的侦探。酒不离身、放浪形骸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探案途径。与其说他们在思考，不如说他们在探究人们的梦境与欲望。弗洛伊德早就指出，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理性与感性绝对不是以泾渭分明的方式运作，而恰恰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并肩作用。西美尔提出，城市中的精神生活以冷漠、保留、漠不关心的态度为特点，但另一方面，史蒂夫·皮尔指出：“城市里的精神生活是以位移、凝缩和使用形象再现和有效地伪装欲望和恐惧为特点——如在梦中一样”。
《东方快车谋杀案》书封
都市空间是通过交叉社会关系的相切而被生产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的结合生产出了意义形式——无论是本雅明的拱廊或电影院，还是克拉考尔的火车站或职业介绍所，例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体现了原子化的个人如何被新时代的文明空间——火车车厢所结合起来。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空间之间隐形的脐带，牵动着二十世纪侦探小说在全世界的发展。被誉为日本侦探小说奠基者的江户川乱步，以日本独特的和式居住空间创作出密室杀人的侦探小说，更成功地将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东京的新都市地景，纳入他不同的短篇小说中。侦探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探索也是在书写城市的故事，但所有这些书写和我们的阅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和目的？本雅明指出，侦探发现了城市的欲望和罪恶，因此可以给现代文明带来震惊，让它苏醒过来；而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并没有这种选择，也许这意味着城市与文明没有什么未来。另一方面，从侦探文学的一个个白日梦中我们可以汲取其他教训，再次思考城市与文明的悖论，进而想象不同的改造方式。关键的步骤不是醒来（实现隐秘的愿望），也不是回归梦境（发现潜在的信息），而是以更大的兴趣探讨城市的无意识逻辑。
古典侦探们用理性的方式统治经验世界，福尔摩斯想要恢复一个万物相联而具有意义的整体世界，但这一方式要付出的代价是现实的历史与物质前提被抽象，现实不得不成为主体予取予求的被动材料。而现代的侦探作家们意识到，现实的逻辑将不再是单一的，也不是普遍的，不能用宏大叙事来限定，城市包含着矛盾的、不相容的逻辑。从这一角度来说，城市之所以像梦一般，也许是因为城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精神或偶然的作品，更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矛盾且模棱两可的因素。
侦探文学中书写的种种罪行其实已经敲响了社会的警钟：恐怖主义、民众骚乱、金融投机、蔓延的疾病和极度的贫穷毁坏了城市。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至于显得荒唐：以西方为主导的新自由经济结构迫使人们离开土地，来到简陋的城镇，于是千万级人口而粮食不足的巨大城市被创造出来。但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梦想不是人们唯一的信念，也不是必然的梦想。行走于明暗、醉醒之间的那些侦探告诫我们，既不要陷入合理化和工具逻辑的“醒的世界”，也不要堕入欲望和恐惧的“梦的世界”，而是要像现象学口号所说的那样，转向具体的事物与人，或者像舍瓦尔夫妇在《马丁贝克探案集》最后呼吁的一样，拥抱一种更为宏伟的社会改造方案。
结语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开篇写道：“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的火，像群星一样有着同一的本性。世界与自我、光与火，它们明显有异，却又绝不会永远相互感到陌生，因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灵”，卢卡奇认为这就是冒险史诗诞生的时代，其背景是灵魂与自然、家园与世界的统一。
《神曲》书封
后来有论者将但丁的《神曲》誉为最为宏大的侦探小说，确实，“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朱维基《神曲》译文），但丁行过遍满罪恶的地狱与炼狱，最终用彼岸超验的一致扬弃了此岸世界的分裂。侦探小说则书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当人们注目着如同远古神殿的摩天大楼，街灯如猫眼一般在黑暗中燃烧，遥远的星空已经很难再照亮人们的心灵，人们与一系列异己的强力相对，在反思中看清现实的抽象性与局限性，最终在痛苦的清晰中，人们擢取合乎尊严的生活的唯一可能，就是面对崩溃而混乱的世界，留下主体渴望内容的痕迹。
（作者 陈昊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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