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改编自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年代剧《人生之路》正在热播，但陈晓、李沁在剧中的造型却备受争议。许多原著粉丝痛批该剧魔改经典作品，李沁在剧中的扮相黑黑瘦瘦、灰头土脸，整个人没什么精气神，根本不符合书中所写的刘巧珍形象。
那书里的巧珍到底长啥样？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刻画了大量的农村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她们都有怎样的特点？
洋气的“巧珍”们
【资料图】
《人生》书中这样描述女主人公刘巧珍：
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良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边，使得一张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
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材，时刻都在他眼前晃动着。
巧珍来了，穿着那身他所喜爱的衣服：米黄色短袖上衣，深蓝的确良裤子。乌黑油亮的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松的一团，脸白嫩得像初春刚开放的梨花。
路遥对刘巧珍的书写颇为典型。通过这些外貌、神态、衣着的细腻描述，可以看出，城市色彩的“洋气”是刘巧珍外表上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作者所认可的女性美方向。
这样的塑造手法，在同时期其他作家笔下也很常见。
如《老井》中对巧英外貌的描写：
小而挺直的鼻子，翘翘的，好一股儿傲傲的心气儿。凉水刚擦过的脸，红扑扑的，直透出山里妮子们所特有的俏爽劲儿。但衣着竟是一派城里人的时新打扮：紫红皮鞋，半高跟的；银灰色的筒裤，裤线笔挺；浅蓝色的西装上衣，大翻领里，露出一片猩红的毛衣和雪白的衬衣领；长长的黑发，油亮亮的，只一条花手绢在脑后随便一扎……
巧英虽然身份是农民，但在衣着打扮和外貌特征上却呈现出非常浓郁的城市气息。
此后，乡土小说的发展基本沿袭这一书写方向，甚至可以说，时间越是往后推移，女性形象外表上的“洋”的色彩就越强烈，农村和乡土的气息就越弱。
比如关仁山《九月还乡》所描绘的九月，从外表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农村女孩的痕迹，而是与城市女性完全一样：
九月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还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脸和眼睛很好看，真实而生动。看着看着，就被水浸湿成一片黑土地。印在平原上的脸不再苍白，变成红扑扑极鲜活的一张脸，分明是九月的秋风染就。
2006年问世的周大新《湖光山色》，更明确地借助人物语言，表达了对具有“城里人”时尚外表的乡村姑娘的赞美：
开田笑笑，低了声说：我觉着你越来越会打扮了，比咱村里那些同龄的姑娘会穿衣裳，头发也收拾得好看，有点城里人的味道了。
你们这儿的水土真好，看看你的皮肤，细嫩得城里的女人都比不上，说实话，我真想找机会触摸一下！
文学背后，书写的是时代变迁。上文所提作品多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后，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现代化方向是其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状况深刻影响到乡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美。此时期的作品，多的是对“洋气”特征的展示，城市化审美色彩相当浓郁。
结实的“红脸盘子”们
然而，时间再倒回几十年，文化相对封闭保守。优雅、时尚的现代之美尚未流行，女性外表的特征多是质朴、阳光的健康美，充满乡土泥土气息，体现出乡村自身的审美标准。
赵树理、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是典型代表。
这是赵树理《卖烟叶》中的一段女性描写：
王兰看见李老师一出门，便跑到他身边和他打招呼。李老师是个大个子，王兰的个子只能到他的腋下。他看见王兰穿着一件农村妇女们常穿的有大襟的夹袄走近了他，一时没有认出来是谁，不过听到王兰叫他李老师，便认得是王兰的声音了。“小兰！好孩子！你的外表已经打扮得像个农民了！”“李老师！不止是外表，我已经学会赶车了！”“那自然更好了！到家里玩玩去！”
这一时期，不同作家之间虽有书写程度和艺术风格的差别，但所展现的女性美特点却基本相似，“大眼睛”“长辫子”“红脸庞”是最典型的美的要素。
比如：
银英抹一抹给风吹乱了的刘海。她那又胖又圆的脸，象五月里的蜜桃，一双大眼睛，挺会传情表意，身体长得也挺丰满结实，有一股青春的吸人的魅力，叫人见了一回就不容易忘记。（陆地《美丽的南方》）
长的也很秀气：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两条油亮的小辫子一前一后的摆动着。（孙谦《伤疤的故事》）
那时候，王三女刚满二十岁，脑后拖着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脸色红润，声音清亮，两只大眼睛滴溜价转，走起路来像是一阵夏天的轻风。（孙谦《拾谷穗的女人》）
包括这一时期对女性形象描绘最细致婉约的作家周立波，也没有超越这一倾向。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这样描绘女青年盛淑君：“穿花棉袄”“两根粗大、油黑的辫子”“脸颊丰满”“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肤色微黑”“带着一种乡里姑娘的蛮野和稚气”。
另一位青年妇女盛佳秀的形象也是如此：体子壮实，两手粗大而红润，一看就象一位手脚不停的、做惯粗活的辛勤的妇女。她的端正、黝黑、稍许有些雀斑的脸上，又泛起了一层羞躁的红晕，显出引人的风致。
审美背后的思想进步
两个时代对比不难看出，作家对农村女性人物美的书写，大体呈现从“土”到“洋”的变迁特点。这种审美潮流的改变，更深层次上是精神思想的解绑。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女性和土地联系紧密，形象审美偏保守，主流品质是健康和劳动，性别特征被刻意淡化。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城乡壁垒进一步打破，女性的脚步不再被泥土束缚，思想和文化也逐渐大胆。
作家基本上不再表现和倡导农村女性勤劳善良、热爱集体等精神品格，而是着力赞美她们对传统的背离和弃置。是否具有现代文明的品质及其向往，成为了女性最核心的美的内涵。
回到《人生》中对刘巧珍的描写。
路遥笔下，刘巧珍具有一个传统青年农民几乎所有的优点：外表美丽、性格温柔、勤劳贤惠……但是，作品对她更认可的，还是她对高加林身上现代性品质的认可和追随——她冒着村人的压力，学会刷牙等现代行为，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比她身上那些传统乡村美德更为重要。
从这点来看，李沁能否演绎出作家赋予“巧珍”的美好品质与现代精神，或许比造型是否贴合原著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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