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白石于1933年出版的《白石诗草二集》里，有题为《答朱心佛中秋日赠葡萄》的两首绝句，其中一首写道：
木偶泥人似老翁，法源寺里感相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里提到的法源寺和观音寺，以及另一座名为“石灯庵”的寺庙，都是齐白石“北漂”初期住过的地方。在1917年-1922年期间（其中1918年全年在湘潭老家），齐白石曾辗转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这三座寺庙内租房居住达33个月之久。齐白石为什么要住到庙里？住在庙里的这段时间，齐白石生活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法源寺
——梦开始的地方
法源寺坐落于现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以北、西砖胡同以西，是齐白石住过的三座寺庙中至今保存完好、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惟一一座。据《法源寺志》（法源寺原住持僧一诚主修），法源寺前身是始建于唐代早期的悯忠寺，其后几经损毁、重修、更名，于清雍正十一年改称“法源寺”，沿用至今。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文化区是清代至民国早期文人聚集之地、会馆集中区域。法源寺距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仅500米，离湘潭会馆1.2公里，离湖广会馆1.5公里，步行到琉璃厂也在半小时以内。住在法源寺，对于本身为湖南湘潭籍、又以卖画刻印为生的齐白石而言，无疑是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齐白石1917年与1919年曾两度入住法源寺。1917年从农历六月底住到九月底，1919年从农历三月住到九月十三日（当年有闰七月），两次合计住了10个月有余。
早在1903年，齐白石就到过北京。1917年再来，算是“二入都门”了。据《白石老人自述》记载，齐白石因避家乡兵乱，于1917年农历五月来到北京，先是住在好友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个无赖，专想骗葆生的钱，因我在旁，碍了他的手脚，就处处跟我为难。我想，对付小人，还是远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齐白石印草》收录有齐白石为杨潜庵刻的一方印章“视道如华”，边款交代了上述移居法源寺的缘由，并且点出他在法源寺所住的僧舍名叫“如意寮”。据《法源寺志》，“寺院最后院正北为藏经阁，……阁东左侧小院为吉祥寮，为如意寮；阁西右侧小院为福缘寮，为善庆寮。”可知“如意寮”位于法源寺最北头藏经阁的东边小院内，远离山门及庙内法事活动场所，其环境是十分幽静的。
1917年这次入住法源寺后，齐白石结识了一批对他有重要帮助的人，其中就包括陈师曾。《白石老人自述》写道：“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陈师曾为齐白石题诗一首，其中有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齐白石明白，“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
前清封疆大吏、大诗人樊樊山是齐白石1903年就认识的老朋友，这时也在北京。齐白石将自己的诗稿带去请其品评，樊樊山认真批阅后写了一篇序文，大加称赏，并劝齐白石把诗稿付印。1928年齐白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借山吟馆诗草》，就将樊樊山的序印在卷首。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一直在努力实现向文人身份的转型。诗集出版以及樊序的高度认可，对于这种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1917年农历九月底，齐白石听闻家乡乱事稍定，遂出京南归。第二年，家乡兵乱匪患更加严重，整整一年，齐白石吃尽了苦头。“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从湘潭到北京的行程：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门，行七日始到长沙。……（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这次到京，齐白石仍旧住在法源寺，只不过从如意寮换成了羯磨寮。据《法源寺志》，“羯磨寮在大悲坛左侧院内，廊下有一井，石盖。”从环境清幽方面来说，羯磨寮可能比如意寮略逊一筹。但是能独立使用三间房，明显比之前宽敞，还是物有所值的。
一下子拿出八块大洋租房，对于向来十分节俭的齐白石来说，可谓豪阔之举。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齐白石这一年在北京的收入，就会知道这其实对齐白石算不了什么。《己未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齐白石1919年在杨度处存款的情况。杨度与齐白石同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门下弟子，齐白石对其信任有加，故将钱款存放在杨度处，“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截至当年农历六月六日，齐白石在法源寺住了仅仅三个月，就已经到杨度那里存下了1100元。农历九月十三日离京之前，齐白石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总数：“杨虎公（即杨度）处二千二百元，后去数笔无细数。”而据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所载《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当时在北京，一个四口之家的中产家庭，维持相当体面的生活水准，每年只需250元。
相对于丰厚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创作能力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对齐白石一生艺术成就至关重要的“衰年变法”，就正式开启于他住在法源寺的这段时间。“衰年变法”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止时间。实际上1917年陈师曾的题诗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话题。到1919年齐白石“三过都门”，农历八月十九日他在友人处“获观黄慎真迹《桃园图》，又花卉册子八开”。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清康乾时期大画家黄慎（号瘿瓢子）的真迹，大为震动，以至于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直到1927年左右，齐白石借鉴黄慎、徐渭、石涛等前人和同时代的吴昌硕，“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并由花卉而人物、山水、禽鸟、水族、工虫等，对各个题材的画法，乃至篆刻的章法与刀法，加以全面改造，最终形成了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齐派风格，他本人也因此实现了从普通乡下画师向世界艺术巨匠的惊人一跃。
将法源寺称为齐白石“梦开始的地方”，是毫不为过的。
观音寺
——好鸟离巢总苦辛
齐白石于1919年农历九月回湘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他是带着胡宝珠一起回去的。胡宝珠本是齐白石好友胡南湖家的婢女。胡南湖因欣赏白石画作而成为白石挚友，听闻白石在老家的父母年高体弱、乏人照顾，遂“赠之以婢”，并于1919年农历九月十三日齐白石离京时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胡宝珠后来成了白石副室，为白石生下多名子女）。齐白石将胡宝珠送回湘潭老家安顿好之后，于1920年农历二月返回北京，同时将三子齐良琨、长孙齐秉灵带到北京求学。
齐白石这次到京，为住房的事弄得十分狼狈。据《庚申日记并杂作》，农历二月廿二日一大早到京后，齐白石带着两个儿孙直奔法源寺，不料到了才知道，“法源寺无房可居”。次日齐白石再去法源寺，又是“相调房间未得”。几经折腾，三月初一日终于在好友郭葆生家暂时安置下来。由于带着儿孙，长期住在友人家毕竟不便，遂于农历七月初九日，移居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
“顺治门”即宣武门之俗称。据《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观音寺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位置在国会街（现宣武门西大街）以北、南沟沿（现佟麟阁路）以东。查其所在地，当在如今新华通讯社西南角院外一带，庙宇建筑仍有遗存，但已改作他用。
中央美术学院收藏着一幅齐白石《菊鸟图》，图上题写了两首绝句，并有一段文字讲明了作此画的缘由：
好鸟离巢总苦辛，张弓稀处小栖身。
知机却也三缄口，闭目天涯正断人。
老萍对菊愧银须，不会求官斗米无。
此画京华人不要，先生三代是农夫。
三字上一作人字。庚申秋九月中，友人陈师曾以书来索余画此以助赈。余自知画不值钱，师曾之命不可却也。时寄萍象坊桥观音寺。白石并题记。
齐白石自1920年农历七月初九日移居观音寺，到1921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迁往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在观音寺一共租住了一年零三个月有余，比租住法源寺僧舍的时间还长三个月。
与住在法源寺的时候不同，齐白石租住观音寺期间频频外出（一次去保定，两次先去保定再由保定回湘），实际在京时间还不到九个月。齐白石返湘次数明显增多，与此时在齐白石老家的胡宝珠有直接关系。正是在齐白石从观音寺返湘期间，胡宝珠怀上了她与齐白石的第一个孩子齐良迟。
观音寺居住环境不及法源寺。据《白石老人自述》，“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可以想见，这样喧嚣嘈杂的环境对齐白石作画与休息势必造成很大干扰。《庚申日记并杂作》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九月）十七日，连日以来作画助顺直之赈。今日画芋题云：
年来小圃芋凋零，每到秋来草更深。
我欲出家从佛去，人间不见懒馋僧。余生平最厌和尚，厌其非真，故诗及之。
结合齐白石一生经历来看，“余生平最厌和尚”这句话恐怕并非事实。当时住在观音寺的齐白石之所以在日记中发此牢骚，显然是有很有针对性的。
租住观音寺，是齐白石在法源寺无房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期间，也是齐白石定居北京以来奔波最为辛苦的一段时间，写于1920年的诗句“好鸟离巢总苦辛”是他这段时间生活的真实写照。
石灯庵
——海国都知老画家
1921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齐白石从观音寺迁出，暂住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随后很快又于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厂石灯庵。这里的居住条件虽然也不及法源寺，但比观音寺还是强得多。安顿下来以后，齐白石在日记中写道：
（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厂石灯庵。亦在宣内，去象坊桥一里许。僧房三间，外有厨屋，较观音寺甚宽。闻僧亦不比他寺之僧无聊至极，此地或可久居。
据《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此寺始建于唐代，元代重建，名吉祥寺。明万历年间重修，因寺内出土石灯，遂得名石灯庵，又名石灯吉祥寺。明天启六年毁于王恭厂之灾，后重建。在今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以西、温家街以北，有一条“人”字形胡同，本名石灯庵胡同，即是以该庙而命名，后改名石灯胡同。据笔者踏访调查，石灯庵原有寺庙建筑现已无存，故址也已改作他用。
齐白石在石灯庵租住了八个多月。查齐白石日记可知，租下石灯庵僧舍后，齐白石自己基本上没怎么住，倒是三子齐良琨一直在使用。据《白石老人自述》，石灯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从早到晚，鸡啼犬吠之声，不绝于耳。这可能是齐白石不愿在庙里多呆的原因之一。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住进石灯庵仅20天，因得知胡宝珠产后生病，齐白石急忙于1921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离京返湘，直到次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才回京。
租住石灯庵期间，有两件对于齐白石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一是1921年11月23日，为期8天的第一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在北京开幕，齐白石有8件作品参展。此时齐白石刚刚移居石灯庵，且尚未还湘。其二是1922年5月1日至15日，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日本东京举办，齐白石多幅画作参展，且得到媒体高度好评。
当时在北京画坛，齐白石尚未打开局面，“除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绝无仅有。”陈师曾一力扶持齐白石，两次画展举办前他都曾亲自上门向齐白石征集作品，这在齐白石日记和《白石老人自述》中均有记载。
这两次画展，尤其是第二次在东京的画展，成了齐白石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日本、法国争相宣传，齐白石一时名声大噪。他特地作诗一首，作为纪念：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回京前不久的192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齐白石住在湘潭胡西堂家，写下一首《为杨雨人画蕉题句》：
佛寺僧房年复年，苦心小技岂随烟。
嗟君不买人间纸，写破芭蕉不值钱。
对于“佛寺僧房年复年”的生活状态，齐白石已经彻底厌倦。回京后不久，他即于农历六月初二日移居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并于当日再次返湘“接眷属”。六月廿日，齐白石带着原配陈春君、副室胡宝珠以及幼子齐良迟回到北京，他住在庙里的日子就从此结束了。
（原标题：齐白石三次寺庙生活）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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